不到200平米的上下两层小楼里，坑坑洼洼的墙壁，像是毛坯房一般裸露着斑驳的石灰色墙体郑州配资网，没有一点修饰。店里摆满了简单的四角方桌、塑料小凳，店外8个炉子火力全开，铁签翻飞间，孜然与焦香蒸腾弥漫。
“这店像被炮轰过似的”，老顾客一边调侃，一边追着来吃。
最近，这家藏在常州市一个五金市场里的烧烤店火了，只因“苏超”常州赛场上，它的广告牌赫然出现在京东、江苏银行、海澜之家这样的知名企业中间，仅有光秃秃的几个大字——“东哈·东北街边烧烤”，连个logo都没有。
这一幕瞬间点燃了人们关于“营商环境”“草根经济”的热议。据媒体报道，苏超整个赛季的官方赞助席位价格已经飙升至300万元人民币，江苏银行拿下总冠名，花了800万。除了这些大品牌，常州赛区内场18个赞助商里，13家都是民营企业，包括一些本地常见的餐饮品牌——何小雷卤味、园外园汤圆、银丝面馆等。东哈烧烤是里面唯一一家个体工商户。
而烧烤小店以10万元获得的席位，不仅没有被替换，连大小都和其他大企业同等待遇。八方点赞常州的“契约精神”，一扫输球的阴霾。
展开剩余91%烧烤店老板娘张敬宇的一句“常州容得下烧烤，容得下理想，容得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触动了无数网友。在凤凰网《风暴眼》与她交流的过程中，这“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逐渐具象化了。
她提起摆路边摊时城管的温柔执法、小店爆火时各部门的主动协调调度；也提起白天上班晚上兼职卖糖葫芦的底层劳动者、忙碌但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服务员；还有那些追着她的小摊位、追到店里，一路推着她向前走的顾客……
她从他们身上获得温暖和能量，满心都是“不辜负”几个字。
以下是她的自述：
01 这不是一场权衡利弊的投资
6月21日晚，我在自己的烧烤小店里忙着，店里的电视大屏播放着苏超第五轮焦点战常州VS南京的比赛战况。虽然下着雨，但店里的顾客越来越多，把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我一问才知道，在苏超赛场上，有一位博主看到我们家那块接地气的广告牌，喊了一嗓子——“见过赞助商，没见过这样的”，一下子给我们喊火了。
网友开始玩梗，调侃我们“什么档次，能与‘东哥’齐名”。当时还有不少人以为我们有什么滔天背景，但其实，我们只是一家很普通的街边小店。
6月7日，我无意间看到常州体育局微信公众号上有招募苏超常州赛区合作伙伴的消息，就立刻跟家人商量，打电话过去咨询。
当时，苏超的广告位分不同位置赞助费有所不同，有的一块板子5万块钱，有的是10万。我家赞助了两块5万的板子，一共十万元。我们是比较早敲定的，当时主办方让我选广告位，所有广告牌都还是一片空白，后续会有哪些赞助商，也完全不清楚，我就随手指了一块，果断签了合同。
没想到在比赛当天，我竟然看到自己家的广告牌和京东挨在一起。我没有去打听其他赞助商的广告费是多少钱、后来有没有涨价，看到很多人说，我的烧烤店用几万块换来了千万级的广告效应，成了苏超的最大赢家。但其实，我并不是为了获得怎样的回报。对我来说，这次赞助也并不是一笔权衡利弊的投资。
我最初并没有想到苏超会爆火出圈。如今看到这样的情景，还有点担心，怕给官方带来麻烦。我赶紧打电话过去，但他们不仅没有违约换出价更高的知名品牌，还很贴心地让我安心。
十万块钱的赞助，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这是我们全家共同的决定。初衷很简单，只因外甥女一直在体校训练，我们想回馈常州市体育局，为我们培养了优秀的孩子。
外甥女2016年出生，四岁就被体操队选中，每天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到体校训练，一直练到晚上，周末也从不休息。看她小小年纪，不仅手指根部磨出厚厚的茧子，连掌心最柔软的地方也遍布硬茧，怎么会不心疼？
就在一个月前，外甥女在连云港有赛事，我们跟着教练团队去参赛，当时还开玩笑说，“下次比赛需不需要赞助？”想赞助点给孩子们提高伙食或住宿标准，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如果能让孩子们住得好点、吃得饱点，我心里也踏实。
没想到，就是这样真心实意的一次赞助，让我的小店意外爆火。最近店里忙翻了天，以往要到半夜一两点才售罄的肉串，最近十点多就卖光了。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等半天却吃不到。
店门外摆下的二十几张桌子远远不够，只能一张接一张地加，最后自己也数不清到底添了多少张。现场聚集几百号人，远远不是我一个个体户能调度的。幸好常州湖塘镇政府、城管和交警主动来协助疏导停车、维持卫生，还帮忙和邻铺协商，腾出了他们门口的空间来用。
我店里的空间不大，一共就两个冰箱选菜。这几天，五点开档时，已经有十几桌人在等了，他们同时围上去选菜，冰箱盖都被直接揭掉，大家也顾不上精挑细选，抓着什么就抢走。服务员把刚串好的串搬过来，半路也被截走了，都到不了冰箱里。
这场面十分混乱，很多时候由于同时烤串的人太多，烤完再上桌时，已经凉了。面对这样的状况，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很清楚，有的顾客享受喧腾热闹，但也有人会因此感到体验不佳，尤其在这炎热的夏天，排队选串可能就要耗上四十分钟，这让我很担忧，不想让他们失望。
其实我对足球没有什么了解，我想支持体育事业，并不仅仅是足球。6月底，我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特意去了趟苏州昆山奥体中心，感受苏超现场的氛围。我没有票，只是想让自己放松一下，在门外看看那一排排的小吃摊。
02 我不是个精明生意人，连翻台率都不懂
我是哈尔滨人，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教辅行业，曾经尝试三次在教育领域创业，结果都失败了。我丈夫是山西人，在常州经营五金生意，也亏了不少，一度背负沉重的债务。
2023年，我刚生完孩子不久，那时候每个月的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家庭开销，再偿还一点分期债务，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我总觉得，只要全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因为自己想吃烧烤，便开始学着动手烤串，出去在兴隆桥边摆起了摊。
这一步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我丈夫早早辍学便打工养家，曾在街头摆过十年手机贴膜摊；我上大学时，家里经济紧张，也摆摊卖过小商品。身边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也觉得做烧烤摊很难长久。但对我们来说，摆摊这事儿，既不觉得丢脸，也不怕吃苦。
就这样，我们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小摊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几十到两百块钱。这笔钱一点点积攒起来，只要够一家人日常吃穿用度，就觉得心里很满足。
就这样一步步往前走，没想到后来这小小的烧烤摊竟越来越受欢迎。或许是赶上了“地摊经济”的风口，在最近这次走红之前，我们的流动车摊也曾火过一把。
我记得那是疫情刚结束不久，我们的烧烤摊，不知何时被一位美食博主拍进了短视频里。自那以后，忽然有很多人拿着手机专门过来打卡拍视频，我们还一度登上常州当地的抖音热榜。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和客流，那时的我其实什么都不懂，满脑子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赶紧把肉串穿好，别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空等一场。
我清楚记得，一个下着小雨的深夜，将近十二点半，我们刚刚关了照明灯，把烤具、食材都收了。突然来了一辆宝马车，停在我们的小摊位跟前，车门一开，下来两个穿着睡衣的人。他们说听朋友推荐，特意从几公里外开车赶过来的。
看着他们睡衣都没换的样子，我能想到他们是如何临时起意，从床上跳起来兴冲冲赶来的。尽管我们已经收档，还是立刻手忙脚乱地重新生起炉火。烤好的几串递过去，他们吃得异常激动，连声称赞每一串都美味极了，还当场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随着客人越来越多，我看着他们大冬天在冷风里排队、吃串，这样很容易感冒，就打算租下间店面，让大家有个地方落脚。
这家小店，刚接手时，屋子比现在还要破败：房顶漏着窟窿，墙皮剥落得乱七八糟。上家租客装到一半就跟房东闹掰了，剪断了电线，整个店面只剩一个插座有电。2023年12月，我们只是简单支起一盏灯，就算开了张。后来通了水电、装上空调、设备进场，小店才渐渐有了样子。
我们没有搞精致的装修，既是因为没钱，也是因为觉得烧烤这东西，靠味道说话，食材新鲜最重要，客人是用嘴巴吃，不是用眼睛看。
为了租下这家店，我把东北三十几平的小房子卖了，才凑够租金。我心里也不免忐忑，担心客流量会不会下滑，店能否开下去。
开店后才发现，房租只是一个开头，灯、空调、冰箱、桌椅板凳等设施的采买、更换，才是真正花钱如流水，每天的进账几乎都填进了这些开销。
我还清楚记得，就在去年春节，当把员工工资结完、货款付清之后，我一个人在店里算账，结果发现小店还是亏本状态。我心里有点慌，把账本记得格外详细，小数点精确到分。但是算下来，手里还是只剩一千多块钱。这年怎么过？无奈之下，最后只能从支付宝借了五千块，才勉强撑过去。
我承认自己不算个精明的生意人，甚至有时候稀里糊涂。桌子不够用了就添，坏了便扔，也从没数清过究竟有多少张，更是不懂所谓“翻台率”这样的专业术语。东西卖光就收摊，和过去摆地摊时没什么两样。
我的心思，都用在了保障食材新鲜上。我家用的牛肉，都是凌晨一点从屠宰场新鲜运到，直接放进排酸柜，穿串后一下午就卖掉了。而且我们只用上脑、里脊这些上好的部位，每串肉都是手工穿的，签子全是一次性的，绝不回收。
03 三次创业失败，开串店前做的是教育培训
刚步入社会时，我总觉得自己有力量去改变些什么。
在做烧烤之前，我一直倾心于教育行业。
尽管大学读的是建筑相关专业，但我骨子里是个感性的人，其实相当讨厌每处都得计算的学科。所以毕业后，我还是选择在一些小型的补课机构做起了文化课老师。
来到这些小机构补课的，往往是一些成绩不太突出的孩子——那些人们眼中所谓的“差生”。但在教导他们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问题的根源常常隐藏在背后的家长身上。
学生十几岁才交到我手上，我固然可以通过题海战术提升他们的分数，却难以撼动他们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既成的三观乃至品性。而这些都是孩子未来道路的关键。
我不是单纯干活拿工资就能满足的人，总是忍不住去考虑那些更根本的问题，因此我决定转向更早的干预——投入幼儿家庭教育。
我埋头阅读大量书籍，试图整合出一套我认为对孩子有益且切实可行的教育体系。后来，我开设了针对家长的培训课程。但两次创业失败后，手里没钱了，只得去做销售赚钱。稍有积蓄，便又进行第三次教育创业，结果还是失败了。
那时虽已有小部分家长支持我，但这部分收入连维持基本运营都困难，更谈不上盈利了。
后来我慢慢看清，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真正需要接受培训的家长，要么意识不到学习的必要性，要么经济能力实在不允许。
最终，我放下了这个行业。我明白了没有人能被外力彻底拯救，但可以被影响。先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好，积蓄足够的能量，再去温暖身边的人吧。
就像如今经营着烧烤小店，表面上改变不了什么宏大的世界，但我只需要做到一点点就好。比如我们在店里和车上配备了AED（自动体外除颤器），那是在店面运营还亏损的时期，投入了几万元购入的。这让我们觉得安心。
起初我丈夫并不了解AED是什么。我告诉他，当有人突发心梗导致心脏骤停，使用这个设备，能及时抢救生命。他一听，眼睛瞬间亮了，脱口而出：“这东西管用啊！”二话不说，就让我买两台——店里一台，车里一台。后来又让我再买了两台，捐赠给老家村子，因为村域大，老人又多，说不定哪天就会派上用场。
我家用的一次性手套外包装，印着“宝贝回家”的寻亲信息；我们一直为外卖员、代驾司机提供专属休息区，那里备有板凳、饮品以及员工餐。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一点小事。
04 常州容得下烧烤，容得下普通人
从小摊到街边小店，再到足球赛事的赞助商，听起来很魔幻，但是如果在常州，就很正常了。这座城市，骨子里就透着包容。
这里的管理很人性化。我还记得，大约在摆摊的第三天，一位下班的城管骑车经过我们的摊位，他看了一眼，低声提醒：“烟要注意。”我心里有些发虚，问他是不是不能在这摆摊。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再次嘱咐了一句“烟要注意”，便离开了。
我赶紧买了一个带净化功能的吸烟炉，从隔壁店铺接了电源，每天付电费，尽可能不给人家添麻烦。
这种种经历，让我对这座城市生出深厚的感情。“常州容得下烧烤，容得下理想，容得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这句话确实是我在这里生活最真切的感受。
有个卖糖葫芦的小伙子，二十出头的年纪，白天有份正职，下班回家还要自己穿糖葫芦。每晚九点多到凌晨，我都能看到，他背着一大扎插在稻草棍上的糖葫芦，穿梭于周边的大排档叫卖。他脸上总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从不言累。我常招呼他：“没事，就在我这儿卖，二楼也有客，上去转转吧。”
店里还有位1987年出生的大姐，结婚早，没上过学，也不识字。早先在私人幼儿园做保洁，幼儿园关门后就失业了。她原本是我们的老主顾，后来成了店里的服务员，特别能干，学东西一点就透，任劳任怨。我常说，如果她识字，我们给的工资绝对请不到这么好的员工。
她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踩着高跟鞋穿梭在油烟里，一天走上两万多步，也只说：“我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我很欣赏她对生活的热爱，这与我们小店的气息十分契合。
还有个十八九岁的小师傅，白天在炉子上烤蔬菜，拿固定工资，晚上主动学计件工作，处理食材，不嫌苦不嫌累。如今能沉下心吃这种苦的年轻人不多，他却踏踏实实。店里不少这样来自外地、早早辍学打工的孩子。他们心里也揣着小小的梦想，有孩子想跟领班、店长学管理，想要成为这里最年轻的店长。
这里环境好、交通便利，还有不少大企业，经济发达，确实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发展的机会。
武进区湖塘镇——我们租的房子在这，五金市场也在这，一住就是这么多年。还记得刚来常州时，我和丈夫住在市场边上，遛狗的时候在周边溜达，路上车水马龙，铺子、摊子一家挨着一家，那喧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生活的场景。
现在我们店承载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就在门口摆了块牌子，希望顾客也多多光顾其他大排档。将来我还想把烧烤小店经营得更好，我们也一直在培训好的烧烤师傅。
爆火之后，我的精神一直紧绷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那几天不断有媒体采访，电话接个不停，我每天只睡不到3个小时。就在这时，家里发生了些变故，我开车回老家，远离了外界的喧嚣。一直到处理完这一切，回常州的路上，才在车上睡了几个钟头。
我其实希望能够尽快回到原来那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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